因为十一想去旅游，所以我刷了旅游网站，包括各大航空公司的屌丝特惠机票。在我刷国内某个在线旅游网站时，首页的Banner上出现了我一高中同学的名字。我一看照片，似像非像，点进去之后，才确认是他。网站页面上面介绍的是旅行定制师、酒店试睡员、旅行专栏作者、XXX杂志签约摄影师... ...我忽然想起来，他曾经大学休学了一年半，专门用来旅游。之后延期毕业，很晚才拿到的毕业证。
在网站上，他有分享自己的一路上的心得。他说当年是看了杜家毅导演的《转山》，于是想去拉萨。当天晚上订了机票，第二天上午规划好了所有行程，下午跑老师办公室提出请假申请，晚上打包好了所有的行李，查攻略查到凌晨1点。也许是去完西藏之后感觉灵魂被净化了... ...他觉得旅行太好玩，于是果断决定休学一年半，全职旅行。在其个人主页有写，一半问父母借，另一半旅行时打工赚，平时做兼职的婚庆摄影，赚得也不少。
拉萨的布达拉宫、纳木错、大昭寺；大理的双廊、洱海、苍山；丽江的束河、泸沽湖、玉龙雪山... ... 好吧，现在随便拉出10个人，里面恐怕有9个都曾幻想过：未来的某刻，要去以上这些地方。
那些想法，在夜晚舒适的睡眠里，静静融化，差一点成为现实。
当你做事的速度足够快，执行力足够强，你会深信：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能通过各自的长处、技能、兴趣，找到一个足以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去处。
当你做事的速度太慢，你会抱怨：这时代，简直坏得不像话。钱都被人家赚了，红利期的好处都被先行者瓜分完毕了，风口上那只飞翔的猪永远不是自己。
你的心态日益扭曲，你原本的激情早就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中，消失殆尽。
大部分人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决心。其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只要动动手，日后的所有情况都会发生改变。你不用和那些金字塔尖的牛人比，光是和那些足够成功的普通人比就够了。当你把自己和那些成功的普通人比较，你会发现，你和他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当初“动手做了”和“没动手做”的差别。
你和他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是当时一个微小的执行力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的容颜、普通的身材、普通的心智。谁也不比谁聪明太多，谁也不比谁机智多少，智商都是中国人的平均水平，大约105左右。二话不说把事先做了的人，成功的几率要远高于那些明日复明日的人。我确信，其中50个人的心态都是：“算了，有时间再说”，或者“下次！下次我一定去做这件事”。
其中有30个人犹豫一阵，决定小试一下，但还没怎么开始尝试，就觉得太难太烦，于是放弃。其中有12个人推进了计划，但是由于种种阻碍的原因，停下脚步。其中有5个人，在计划之后完成了个大概，获得少许成就感，就此止步。
只有最后3个人，立马开干、雷厉风行、决策果断，抢到了优先权，提前抓住机会，并且时时跟进。
华为是怎么成功的？我现在想来，可能我有一句话起作用了。
1995年年底，某一天早晨，任正非请我吃早饭，我的一句戏言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对他说：“工业革命之初，土地是财富的源泉，所以有圈地运动；二战以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财富的源泉，所以有圈钱运动；九十年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我认为，人是财富的源泉，能不能把最优秀的人聚集起来，并让他们发挥作用，以团队的方式发挥出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那这个公司将一定成为这个时代一流的公司。”
这话说完以后，任正非心动了。
任正非也学过亚当·斯密的理论。亚当·斯密讲了整个生产的三要素：土地、资本、人。他确有体会，以往的很多社会上的名流企业都是以土地和资本来挣钱的。有什么样的企业真正能够依靠人这个资源的创造力和能动力来挣钱呢？
因此他马上把最重要的一个手下，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张建国找来，说：“跟深圳市政府要400个名额，把四大邮电学院的学生一网打尽。”
张建国当时楞了，任正非说：“你还不去啊，快去办吧！我用不了，其他公司也别想用！”直接垄断人才。
当时这个行业里的四大企业叫“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给多少钱？这是大问题。这迫使华为走上了股权激励的道路。
当华为员工上上下下的钱，都变成了股票，或被圈进华为银行后，你们想想看，结果会如何？形成了强大的约束机制，把所有人都约束到一个体系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体。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任正非写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等到万门机研发出来之后，任正非哭了，这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那天他哭了，说了一句话，我们终于活下来了。
但凡有一点良知，如果华为做不成，任正非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到了那一天，楚霸王也只能自刎于乌江边上。员工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股票将成为一堆废纸。
所以我经常跟老板们说，不要老谈激励，要谈约束，如果没有约束，共同体是不可能形成的。
有很多咨询公司搞什么一九分成二八分成，那是激励杠杆对吧。但他们建立的是共同体吗？
激励和约束必须对等，我们不能片面地讲激励，不能单方面讲共享，必须是共享利益、共担风险，才能强化员工的维权意识，才能够激活员工的公民意识，才能形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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